第642节（1 / 2）

梁启超知道李谕和美国那边关系好，关键是和大企业有直接往来。就算美国的财政部不借款，大企业家愿意出钱也好使，——这时的财阀说话很有分量。

李谕家中，梁启超还来专门讨了几盒阿司匹林，他拿着这些小药瓶说：“最近睡眠越来越不好，精力也开始下降，真是奇了怪。”

“就是搞仕途导致的。”李谕说。

梁启超深有体会，苦涩道：“我一直以为搞财政没什么难的，真干起来才知道个中滋味。”

李谕问：“现在的教育总长还是范源濂？”

“是他。”梁启超说。

李谕拿出一封信：“麻烦任公代为转交。”

“有什么事情？”

李谕说：“北洋政府对德宣战，上海法租界遂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，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，当众宣布解散了学校，并限令师生当日离校。我认为此举过于激进，完全可以将学校改成华人董事会办学，迁到吴淞镇。”

梁启超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作为财政总长，新学校的款项一定会帮着批复。”

李谕拱手道：“有劳任公。”

这一届内阁不少人都是研究系出身，办事还算靠谱，可惜持续时间特别短，只有几个月。

梁启超走后，李谕便回到自己家中的实验室，鼓捣新的专利。

最近李谕的视力出现了一点下降，原因很可能是白炽灯微弱又刺眼的亮光。

他准备花点时间把荧光灯搞出来，这东西的优点相比白炽灯不要太多。

荧光灯从原理上就领先白炽灯一个档次。

白炽灯是通过把灯丝加热到两千度左右的高温来发光。

荧光灯则靠低气压的汞蒸气在通电后释放紫外线，具体点说就是汞原子的电子被激发后，由激发态返回基态时会放出紫外线。人眼当然看不见紫外线，但是灯管上涂了荧光粉，紫外线照射到灯管壁上的荧光粉，就发出了可见光。

荧光灯能耗很低，只有白炽灯的五分之一，——白炽灯90％的能量都浪费在热量上了。

同时，荧光灯的寿命也很长，毕竟白炽灯灯丝要加热到两千多度，啥材料也经不住这么长时间的热辣滚烫。

李谕准备先把专利申请下来，其中一些元器件可能还需要通用之类的公司生产，比如启辉器之类，届时可以在国内开个分厂，反正这东西技术难度没那么大。

荧光灯只要造出来，绝对大赚特赚。

二十世纪初的电力供应紧张，很多人为了省电都不舍得开灯，要是能省那么多电费，灯管还不容易坏，消费者百分百买单。

尤其是国内，一个大的发电厂装机容量只有区区几万千瓦，还不如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企业，太不够看。

对了，多年前爱迪生也弄过荧光灯专利，但他的方向错了，一直用x射线，而非紫外线，所以没成功。

李谕知道爱迪生搞专利有一套，正好绕开了他的专利……

……

几天后，李谕的大门又被敲响，打开门迎面就是胡适。

“院士先生，冒昧叨扰！”胡适说，接着介绍身后的一人，“这是我的老乡兼哥大同学，陶行知。”

李谕欣喜道：“你们好！快请进。”

陶行知和胡适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拜于杜威门下，但两人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。

胡适一直保持一种西方范，主要和社会名流打交道。

陶行知则不一样，他的理想是教育普及，着眼于基层及农民教育。

虽然二者都很重要，但李谕心里还是更敬佩陶行知先生多几分，他是真的在用心做好教育事业。

只是不知为何，陶行知的名气相比胡适要小了很大一截。

“两位从上海过来？”李谕问。

陶行知说：“是的，院士先生，我刚在上海待了不足一旬，适之就拉我一同北上。”

“出国多年，回来感觉如何？”李谕又问。

陶行知说：“我比适之晚回国几个月，坐的船刚到日本横滨时，就突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，所幸没几天被压了下去。然后又到上海，考察了上海周边，满目尽是目不识丁之人，便有了做教育而非仕途之心。”

“何止周边，就算上海，你看那死寂沉沉的文化界，能强多少？”胡适说，“中国就是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，才产生了种种不如人之处。北大给我发来聘书，让我当个教书匠，我想改变时局，今后不再是一帮少年人跟着老师傅往故纸堆里乱钻，这是最可悲的现状！”

在美国留学时，虽然只学了半年工科就改学文科，但胡适一向崇拜科学，只是自己并非搞科学那块料。他不止一次说过，学自然科学是“活路”，钻故纸堆是“死路”。

而现在北大的不少老学究，仍然在坚持不懈地钻故纸堆，这也是蔡元培极力引进新人想改变的。

陶行知笑道：“我记得在哥大时，适之说过要二十年不谈政治，看来要在文化上发力。”

胡适说：“政治革新之基础，是文化的革新，不然都是空中楼阁。”

李谕说：“你的信心听起来很足嘛。”

胡适拿出一本随身日记，指着最近的一行字说：“这是我在北上时想到的。”

日记上写的是英文：“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”。

李谕认识这行字，翻译成中文是“如今我们回来，你们请看分晓”（胡适后来改译为“如今我们回来了，你们请看，要换个样子了！”），但李谕不知出处。

陶行知却知道：“荷马史诗？”